30年代以来，林徽因在诗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她的才貌双全和爱情传奇又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而家喻户晓。学者亲友对该剧远离史实的非议更引发海内外读者探究的兴趣。
《窗子内外忆徽因》是国内第一部多人回忆林徽因的专集，收著名作家、建筑家及亲友学生文章近三十篇，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她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超凡脱俗的亲密友谊和她对事业的献身精神。
不约而同，几乎到过林家的人都特别赞赏她那著名的“客厅”。这位女主人的茶会对当年的文学青年萧乾“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为保留住这样健康的生动，刘小沁在《中国文艺家》2000年第6期上，特意将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时间对“客厅”的忆叙类聚成篇引读者“走进徽因的客厅”。你会发觉，当“真实”并非特意为不真实而记录时，往事不言自明了。下文是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在抗战前10年中，每星期六下午在金先生家有茶会。在抗战前，金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城里，其中有六七年他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一小院里。这座房子有前后两院。前院住的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夫人一家。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习惯。他在每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做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WalterB．Cannon）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家常客的）女儿慰梅（Wilma）和女婿费正清（JohnK．Fairbonk）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陈岱孙《回忆金岳霖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即费慰梅，编者注）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徽因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时，经常把我们也带去。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这对“老外”在场。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师，而我们的中文也流利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老金家的聚会时常挪到一家中国餐馆碰面。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则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梁家客厅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些事情发生，尤其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拿主意。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徽因去想办法。
徽因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说，梁家高围墙西沿住的那位邻居，屋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项。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亲自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50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任房客的祖先在两百年前的乾隆年间就租下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户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按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生动而详细地叙述，最后以徽因捐给房东一笔修缮屋顶的款项，而结束了这个故事。我们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讲明了过去的北京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
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拥满了人，而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佣人外，还有各门亲戚穿进穿出，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因仰慕徽因的作品而来，并因为着迷徽因个人的魅力，流连忘返。（译注：林徽因的才气过人，徐志摩曾说她是“中国的曼殊斐儿”。）
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天才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充满激情的话，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生动对话的回音。我想，她永远忘不了他，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在伦敦徐志摩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
哲学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是梁家后来加入的一分子，就住在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搅和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由于清华的先修班停办了，因此林徽因决定亲自辅导我英语，并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我又高兴，又担心，因为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来辅导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时我又看出她十分严厉，对不满意的事会直率地提出批评，而且语言锋利，我担心以后免不了会挨批评。
每次上完课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时常到梁家来喝茶的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先生也常同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几位年轻教师也是常客。金岳霖先生每天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们常常在诵读的过程中夹着议论。
梁家每天四点半开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éo）知唱中（朱畅中）。”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我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学着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人口罗（原来她是云南人口罗）。”逗得我们都笑了。
她是那么渊博，不论谈论什么都有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天林先生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从苗族的挑花图案，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她介绍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指出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而印度来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她又指着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用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原来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对袖头和裤脚。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公说：
“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我不禁噗哧一笑。这时梁公也和我们谈起他在川滇调查时的趣闻。他说在云南楚雄时，曾被作为上宾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又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批是：‘爱——的——精——诚’。”客人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着说：
“真叫人哭笑不得。”
记得在梁家的茶会上，林徽因有一天和客人们谈起天府之国的文化。林徽因说梁思成在调查古建筑的旅途上，沿途收集四川的民间谚语，已记录了厚厚的一本。梁思成说，在旅途中很少听到抬滑竿的轿夫们用普通的语言对话，他们几乎都是出口成章。两人抬滑竿，后面的人看不见路，所以前后两人要很好地配合。比如，要是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鸢子飞”，后面的人立刻回答“地上牛屎堆”，于是小心地避开牛粪。西南山区的道路很多是用石板铺筑的，时间久了，石板活动了，不小心会踩滑摔跤，或把石缝中的泥浆溅到身上，这时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后面的人立刻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jǒu）”，诸如此类的对话不胜枚举。有时高兴了前后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山歌，词汇丰富语言优美。梁思成说：“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却不乏幽默感，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姑娘若有点麻子，前面的就说‘左（右）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才巴家’。”林徽因接上来说：“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大家都笑了。林徽因又说：“四川的谚语和民谣真是美呀！只要略加整理就能成为很好的诗歌与民谣，可以把它编一本《滑竿曲》。”可惜生命之神没有给林徽因时间去完成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我也始终没有见到这个笔记本。
我和建筑系的老师们往往在梁家听了满肚子的趣闻和各种精辟的见解与议论之后，在回家的归途上，对梁、林两位先生的博学与乐观精神万分感慨。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病痛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
他们的老朋友费正清曾这样来形容林徽因：“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
（林洙《大匠的困惑》）
我（梁思成）和费正清初次相识大约在1933年。一天我和徽因到洋人办的北京美术俱乐部去看画展，认识了画家费慰梅和她的丈夫费正清。
当时，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正在准备以“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之类的课题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来中国收集资料。费慰梅是哈佛女校美术系毕业的画家。因为我曾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我们算是前后校友，谈得很投机。那时他们住在东城羊宜宾胡同，离我们住的北总布胡同很近。因此过往很密。当时北大、清华等校的少数教授，有一个“小圈子”，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吃吃茶点，闲谈一阵，再吃顿晚饭。常来参加这聚会的有周培源夫妇、张奚若夫妇、陶孟和夫妇、钱端升夫妇、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等人。费正清夫妇也常参加我们的这个小PARTY。费正清常常把他在海外档案中查到的那些清朝官员的笑话念给我们听，张奚若是研究政治的，所以他与费正清两人往往坐下来一谈就是半个小时。
（林洙《大匠的困惑》）
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梁林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从中国古建明间较次间面阔是好传统还是不好；西班牙阿尔汗伯拉离宫建筑的评价到新建苏联展览馆设计的得失等，无不涉及。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我在旁静听，极受教益。也常有某一雕饰在敦煌某窟或云岗某窟、某一诗句出于何人之作等的争论而评比记忆力，等到查出正确结论，都一笑而罢。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林先生体质很差，需少进多餐。她还保持下午四时进茶点的英国习惯。每到这时，大家放下工作，政治、经济、哲学、音乐以至地方风俗无所不谈。这时二师总是鼓励我也参加讨论，发表看法。这是每天受益最多的三十分钟。
（关肇邺《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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